淮海工学院文学院三级教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校古代戏曲小说研究所所长伏涤修这么多年来力耕学苑，收获颇丰。他继在黄山书社出版59万字的《西厢记接受史研究》和65万字的《西厢记资料汇编》后，又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30万字的《中国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研究》。《中国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研究》是他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的终端成果，该专著既对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审美习性对于戏曲文学创作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又对戏曲文学创作与各体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还对古代戏曲部分剧作的本事与蓝本进行了探考。该书既有较强的理论品格也有一定的学术文献价值，是一部对于古代戏曲文学本事取材进行系统研究、融文化观照与文献考辨于一体的用力甚勤的著作。

对戏曲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进行了文化考察，具有较强的理论品格

《中国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研究》论述了史官文化、政治与公案文化、宗教与神秘文化对于古代戏曲创作的影响，论述了民间故事传统、文人创作传统、蹈袭翻案传统在古代戏曲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对影响古代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的各种文化原因进行了深度的分析。例如，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历史剧极其繁盛，著名学者吴晓铃说：“中国戏剧从它形成的那一天开始，就具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它在选题取材方面以历史故事最为丰富。”古代戏曲中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为表现对象的剧作多达七百多种，这还不包括京剧和地方戏中的大量历史剧。该书认为，中国古代历史剧之所以层出不穷、高密度地涌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史官文化非常强势，在这种文化生态环境下，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无论是史学家还是其他文人乃至于一般的农夫渔樵市井百姓，也不论是统治者还是社会底层的穷苦大众，都具有浓郁的历史情结，“受史学传统熏染，历史题材的各体文艺作品极其繁多。咏史诗、咏史词、史论文章、讲史平话、历史演义小说层出不穷，听讲观赏历史故事成为人们尤其是下层民众重要的文化接受方式。在这样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下，以历史事件、历史故事为题材创作历史剧就成为戏曲作家们很自然的文化选择。”这就很透彻地说明，中国古代历史剧的繁盛不是偶然的，它是史官文化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文化生态环境下必然的结果。

对戏曲文学与各体各类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

《中国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研究》对戏曲文学与各体各类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与论述。以戏曲文学和史传文学的关系为例，该专著认为，戏曲文学和史传文学具有多方面的密切关系，正史纪传及稗记杂乘中丰富的故事题材为古代历史剧创作提供了大量可资入剧的故事、情节，而史传中的高超的叙事手法也为戏曲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艺术借鉴。如《史记》中的许多故事都在戏曲文学中得到了表现，《史记》中纪传体的许多手法也都在戏曲文学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挥。又如，元代马致远的《汉宫秋》、明代无名氏的《和戎记》、清代尤侗的《吊琵琶》等多种戏曲，都是反映王昭君故事，而细细探究这些昭君戏，可以发现它们和史书及不同时代流传的不同文体的昭君故事具有密切的关系。

再以戏曲文学和志怪之书的关系为例，从远古的神话传说，战国时期的纪异、语怪之书《汲冢琐语》、《山海经》，两汉时期的志怪之书《神异记》、《洞冥记》、《列仙传》、《异闻记》，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列异传》、干宝《搜神记》、葛洪《神仙传》、王嘉《拾遗记》、陶潜《搜神后记》、刘义庆《幽明录》，唐代志怪传奇集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薛用弱《集异记》、谷神子《博异志》，再到后来的各种志怪笔记小说集，如宋代洪迈《夷坚志》，金代元好问《续夷坚志》，等等，这些志怪之书都成为戏曲文学创作的土壤和武库，古代戏曲中许多剧作的本事来自于志怪之书，志怪之书的情节与手法也对古代戏曲许多剧作具有实际的影响。

注重学术发现和订讹辨正，具有较为敏锐的问题意识和辨疑精神

《中国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研究》对一些学术问题能够进行独立审慎的思考，对学术研究中的一些歧见、误解、不妥之处能够加以辨正，该书有一些新的学术发现。例如，包拯包公是古代最有名的清官，包公戏是古代公案戏中最重头的戏，古代的包公戏有几十种，人们一般认为，包公戏是依据包公的事迹综合、改编而成的。而该专著发现，史传稗记中记载的包公故事基本没出现在包公戏中，而包公戏中所表现的包公故事基本上没有历史记载。包公戏中的包公故事有的是捏合他人事迹或将包公形象嫁接到其他故事上去的，更多的则是本事无考的虚构之事。那么，包公戏没有历史资料记载是否就意味着包公戏没有价值呢？当然不是，包公戏非常具有认识和思想价值。伏涤修教授认为：“包公戏中的包公故事虽然少有历史上包拯行事的文献依凭，却至为切合包公的个性特征和行事风范，包公被选作为断案清官的‘箭垛式’人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包公戏虽然多有虚构，却是人民心声的反映，人们不断地充实包公形象，正表明了人民大众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政治清明的期盼。该书如此辨别和分析，既廓清了认识误区又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使得我们对包公戏的认识更加准确而深入。

再如，人们一般认为黄粱梦题材戏曲都是来自于唐代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该专著认为，黄粱梦题材戏曲实际上有两个故事系统，一个故事系统表现吕洞宾度卢生黄粱梦觉内容，另一个故事系统表现钟离权度吕洞宾黄粱梦觉内容，“这两个故事系统的戏曲虽然都以梦觉悟道为核心情节，尤其是都包括黄粱一梦这一故事框架，可以说是具有相同的叙事来源，但两个系统戏曲具体的故事内容并不相同，它们与《枕中记》及道籍仙传的关系也亲疏有别。”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中的“杨林”一则可以算是黄粱梦觉故事的源头，唐代沈既济的《枕中记》则是黄粱梦觉题材戏曲的重要来源。钟离权度吕洞宾黄粱梦觉题材戏曲，除以上故事渊薮外，从故事内容而言，另有故事出处。《道藏》中所收的元初赵道一编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五“吕嵒”条和元代苗善时《纯阳帝君神化妙通记》卷一“黄粱梦觉第二化”条，是钟离权度吕洞宾黄粱梦觉题材戏曲的直接故事蓝本。

伏涤修教授的《中国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研究》，既能对戏曲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进行宏观把握，又能对戏曲文学和各体各类文学的关系进行细致梳理，又能对古代戏曲部分剧作的本事渊薮及创作蓝本进行探考辨讹，既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又有较高的学术文献价值，相信此书一定会对中国古代戏曲文学研究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来源：《连云港日报》2016年5月9日B3版